其品行备受诟病，而书画造诣却颇高，此乃对康生最为直接的评断。

在组织架构中，康生扮演着党纪督察的角色；而在个体身份上，他犹如一把锐利的“龙爪”。这位被誉为“中国贝利亚”的人物，其害人之深，令人发指。在他操纵之下，直接遭受其陷害者便已超过八百之众。

然而，他在有生之年竟未遭受任何惩罚。直至1975年12月16日，这位77岁高龄的老人离世。

在他的追悼会上，出席的不仅有当时声名显赫的江、张两位，还有叶剑英元帅、邓公、先念等资深革命元老。即便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两位身体抱恙，也特地派人送上了花圈，以此表达往日战友间的深厚情谊。

康生之所以未遭恶报，且得以善终，实因他深谙权谋之道，精通政治之术。加之他离世较早，亦为其留下了几分侥幸。

他的第一位伯乐乃李立三，继而是王明，终至敬仰的老人家。能连续赢得这三位显赫人物的青睐，康生的手腕无疑是独到非凡。

年长康生五岁的老人家，却依旧亲切地以“康老”称呼他。康生的一生中，最黯淡无光的岁月，莫过于那被小姚压制着的短短十年时光。

具有非凡意义的九届二中全会，成为了康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自庐山之行后，康生以病为由，不再出席各类会议，自此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。

九届二中全会的核心议题聚焦于是否设立主席职位，以及由何人担任此职。

由于刘同志在上一年任期不幸离世，现需作出相应解释。在经过充分商议之后，我们将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。

众多朋友对此表示困惑，难道刘同志不是早已被免去党内外的所有职务了吗？

严格来说，该消息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。再者，关于刘同志在党内的职务，老先生自然可以发表意见。然而，刘同志担任的主席一职属于公职，其决定权归属于人大，目前尚需人大这边完成最后的“关键一跃”。

因此，关于此事，大家的理解各有不同。至于核心问题，我也就不再过多赘述。

第九届二中全会，其核心议题实则在于重启人大的运作。为此，特别设立了以周、张、黄、谢、汪等人为核心成员的第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小组，予以专项负责。

1970年三月，老一辈领导人参与了工作小组的座谈会，并明确指出要修订宪法，特别是对第二章进行修改，主张取消主席一职。然而，这一提议并未提出任何客观的理由。

四月下旬，林总提出了一项提议，认为必须设立这一职位。在周公、康生、陈伯达等前辈的率先支持下，林总的意见得到了积极响应。然而，老人家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，最终予以否决。

最终，却并未设立。批陈运动，首当其冲。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撰写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一文，批评陈伯达唯恐世界不乱，颇有意图将庐山炸平，让地球停止旋转的狂妄之举。更甚者，他直言陈伯达为不懂马列的政客骗子。

吴法宪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感慨万分，直言“伴君如伴虎”，言辞间透露出对昔日宫中生活的深刻体会。

在会议初始阶段，康生便以身体不适为由，宣布不再出席任何会议，此后逐渐从政治舞台上隐退。这可以视为一种隐晦的离职行为。换作他人若敢于如此擅自离职，无疑是叛逆之举。然而，康生却拥有这样的底气。

即便在后来的十大上，老人家依旧赋予他一个名誉副主席的头衔。

康生在陈伯达遭受批判之际，毅然决然地从政坛隐退，此举无疑体现了他的明智。实则，依循他常被形容的“变色龙”特性，他本可再次转换立场。或许，他对于批判陈伯达的真实情感是存有不满，因而选择了以沉默的方式进行无声的抗议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1970年庐山会议，毛泽东“三板斧”动摇了林彪接班人地位

1970年8月23日，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隆重召开。

庐山，一处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，亦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舞台。林彪曾在此处大放厥词，恶意迎合，陷害他人。他未曾察觉，对于他而言，庐山亦是一个充满不祥的所在。

9月6日，这个风云激变的九届二中全会，终于闭幕。毛泽东最后发表了令与会者振聋发聩的讲话，用他那特有的、尖锐却不失潇洒的言辞，批判了林彪及其党羽的闹剧。

在此次全会中，林彪集团的多名骨干成员遭到了严厉的批评，并被迫进行自我反省。其中，陈伯达的情况尤为凄惨。这位“半路出家”的成员刚刚投向林彪麾下，意图借此次大会展示自己的立场，却不料反遭批判与审查的双重打击。

毛泽东与周恩来、林彪、贺龙、彭真、邓小平等在庐山

这次风云跌宕的会议，以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结果结束了。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没有点林彪的名，但他极其敏锐地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场新的斗争，而且，这个斗争才刚刚开了一个头。这场斗争的双方，是毛泽东，和他新选定的接班人——林彪。

会后，在发起揭发批判陈伯达的运动的同时，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，多次尖锐地点名批评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，并间接地对林彪本人加以批评。

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，江青及其一众同谋者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在会议召开之前，林彪与江青两大势力集团为了争夺权力，展开了明争暗斗，斗争激烈。在会议中，江青集团对林彪集团提出了指控，此行为被视为“立下战功”。会议结束后，随着林彪集团权力的削弱，江青集团的势力得以趁机迅速扩张。

林彪的地位出了问题，林彪紧张，江青高兴，毛泽东忧心。

这并非耳熟能详的评书，亦非虚构的演义故事，而是那段动荡岁月里，中国政坛波澜壮阔的真实写照。

会开完了，下了庐山，毛泽东说：“庐山这件事，还没有完，还没有解决。”

1971年5月1日，周恩来同志与江青女士一同登临天安门城楼。

1971年9月之初，我国政治舞台上突然弥漫起一股扑朔迷离、紧张神秘的氛围。

林彪势力与江青势力之间的权力角逐已演变为一场白热化的较量。自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期间，两派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，两大政治集团已正式摊牌。

当时，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、法定接班人林彪本人，以及他的妻子、办公室主任叶群；此外，还有总参谋长黄永胜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，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，以及林彪之子、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。

在历史上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四人并称为“四大将”，他们均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，其中黄永胜担任组长。这四位将领与叶群一同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职。

李作鹏、吴法宪、林彪、黄永胜、邱会作。

在庐山会议上，林彪一伙野心勃勃，向党中央发起了进攻。毛泽东当时对林彪还是保护的，但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——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。

当时，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、叶群，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。

林彪力挺叶群与陈伯达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齐心协力，对被称为“秀才”的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展开猛烈的攻击，此行动亦得到了汪东兴等人的积极响应。

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党内人物，汪东兴积极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、康生成为众矢之的。

抵挡不住的江青等在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，痛哭流涕，揭发了林彪集团，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，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，先拿陈伯达开刀，毛泽东8月31日发表《我的一点意见》点了陈伯达的名。会议的进程出现逆转，陈伯达被停职反省，叶群与“四大将”等被要求检讨。

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中央全会

而后，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，采取他称之为“甩石头”、“掺沙子”、“挖墙脚”等“三板斧”方法，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。

所谓“甩石头”，即开展“批陈整风运动”，积极发起政治攻势，着力聚焦叶群及其“四大将”。

所谓“掺沙子”，即对中央组织进行重新架构，尤其是对被视为林彪集团核心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实施改组。

1970年11月6日，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，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，管辖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党校、人民日报社、《红旗》杂志社、新华总社、中央广播事业局、光明日报社、中央编译局，权限极大，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。

中央宣传组由康生担任组长，成员包括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纪登奎和李德生。庐山会议结束之后，康生以生病为由，始终未曾露面，因此权力逐渐落入江青等人的掌控之中。

所谓“挖墙脚”，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。

1971年1月24日，北京军区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，李德生被任命为新的司令员，而谢富治与纪登奎则分别担任第一、第二政委的职务。与此同时，尤太忠被指派为内蒙古前指的司令员，而郑维山与李雪峰则不幸被免职。

这些举措，最终被评价为“彻底摧毁了林陈反党集团长期盘踞的山头主义据点，动摇了他们的根基”。

庐山会议以林彪集团遭遇惨重挫败而落幕。在会议结束后，林立果与江腾蛟、王维国、陈励耘的交谈中，他坦率地承认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打击。林立果表示：

“这无疑是一场未来斗争的全面预演。双方阵容均已悉数亮相，陈在斗争中英勇无畏，而吴则显得力不从心。我方此次行动，上下齐心，但中间环节却略显脱节。”

这些高层领导的政治素养亟待提高，他们平日疏于学习，届时往往临场束手无策，缺乏全局性的战略眼光。在军事战役的指挥上或许尚可，但面对政治战役，则显然力不从心。未来的政治斗争，不能寄望于他们的领导，真正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。

林立衡、叶群、林彪、林立果

毛泽东“抓住不放”的战略还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。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（1970年8月29日），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，但毛泽东只是说“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，如果不行，拿掉，到时候我交班给你”。

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，毛泽东要“换马”的趋势非常明显，林彪地位岌岌可危，林彪集团也兔死狐悲，认识到必须起来抗争。

林彪集团的应对方式有两种，一是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作“挤牙膏式”的检讨，拖延、观望，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，抗衡江青等的嚣张气焰，尽量减弱“庐山风波”的冲击，力求平稳降落，并坚决不涉及林彪，宁愿丢卒保帅。

右起：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江青、康生

林彪集团的失败促成了江青势力的膨胀，毛泽东的政治天平已经明显倾斜到江青一边。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：

今日乃八月十五中秋佳节。毛主席特意赠予江青同志五个玉米，数量明确，正是五个。江青同志又将其中两个转赠于我及春桥同志。夜幕降临，我于晚餐时分品尝了这玉米。一边细嚼着那清甜而富有嚼劲的玉米粒，一边陷入了沉思，揣摩主席此举的深意，其滋味竟让人回味无穷。

林彪对此心照不宣，遂决意不再妥协，意图以拖延策略寻求转机，并下令叶群等人采取“以静制动”的策略。

毛泽东洞见了林彪的策略，决定“擒贼先擒王”，避开北京，施展过去的战略，以地方包围中央，南下寻求支持，打打“预防针”，“打草惊蛇”，促使林彪集团暴露并彻底清除。

另一方面，以林立果为首的“少壮派”成员，对老一辈在体制内进行的抗争持否定态度，他们认为在体制内部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因而选择转向体制之外寻求解决方案。由此，一场震惊世人的暗杀“政变”计划应运而生。

两条线上的“作业”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，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，就变得险象环生，惊悚诡异。